國產三大軸承企業哈瓦洛的前世今生
說起國內的軸承企業，業內人士第一聯想到的就是哈瓦洛三大廠。哈爾濱軸承集團、瓦軸集團和洛陽軸承集團，他們占到了中國軸承市場份額的15%。以下簡稱：哈軸、瓦軸、洛軸。（本文排名不分先后）
哈軸
哈爾濱軸承廠是在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初期，遵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由遼寧省復縣瓦房店軸承廠遷于哈爾濱，在香坊區早已停產的兩座面粉廠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黨FAG軸承的領導下，三十五年來，經過不斷的擴建、發展，不僅成為我國軸承工業的第二發源地，而且已是全國機械工業大型骨干企業之一。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都曾做出了積極貢獻，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國軸承發展史，寫下了光輝篇章。
瓦軸
瓦房店，瓦房店軸承廠的前身，是滿洲軸承制造株式會社。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年，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侵略中國的野心，實施“以戰養戰”的政策，在我國東北大INA軸承規模建立機械工廠。據有關資料統計，僅1938年日本在偽滿洲國新建了200多個機械工廠。日本東洋軸承制造株式會社就是在這個時期在偽滿洲國奉天省瓦房店取得了建造滿洲軸承制造株式會社的權利。1938年開始勘探設計和籌建，1940年1月投產。工廠名義上是私營企業，實質上是官辦和私人投資相結合的為侵略戰爭服務的軍用軸承配件工廠。主要產品供給“奉天造兵所”和“滿洲飛行機制造株式會社”。此外，還供給關東軍下屬的“九一八”、“七七”部隊所用的軸承。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升級，軸承生產不斷擴大該廠于1940年投產時，只能生產單列滾珠軸承。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工廠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剛投產時，工廠只有5個職場(即車間，下同)，到了1943年又相繼擴建了修NSK軸承理職場、鍛造職場、第一職場。到1945年初又擴建了小型車工職場。這時，全廠已建成9個職場，職工已達1900余人。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步步深入，軸承生產的規模也逐步擴大。
洛軸
周永豐的回憶：1955年10月，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把我從瓦房店軸承廠調到初建的洛陽軸承廠。還沒開始工作，組織上就安排我去長春學習了9個月的俄文。1956年6月，我奉派去蘇聯莫斯科國家第一軸承廠進行總機械師實習。1957年8月1日，我回到洛陽軸承廠，被任命為機械科科長。1960年1月，我升任副廠長，主管設備工具。此后，我于1965年任第一副廠長兼總工程師，1978年任廠長，直到1984年卸任。
洛陽軸承廠是我國“一五”期間興建的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唯一的軸承行業項目，籌備工作開展得比較早。1952年，軸承廠就在北京設立了籌備處，并陸續派人到北京、太原、石家莊、西安、鄭州、洛陽等地進行選址考察。考察結束后，籌備處向國家計委作了匯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又向黨中央、國務院作了匯報。聽了匯報后，毛主席明確指示：要把拖拉機廠、滾珠軸承廠等大廠安排在洛陽，將九朝古都復興起來。經反復論證，廠址最終被選定在符家屯的南邊。當時，那里還是一片莊稼地。
洛陽軸承廠的設計工作是委托蘇聯專家進行的，設計年產軸承226種、1000萬套。1957年，全廠試產軸承14種、13.62萬套。1958年，全廠生產軸承183種、585.72萬套，當年即實現利潤920.3萬元。
為了適應建廠的需要，廠里從蘇聯請來了40多名專家，還派出100多名干部去蘇聯學習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成產技術（其中有學一年的，也有學半年的）。廠里的技術工人都是從國內許多老企業統一調配來的，干部主要是從其他地方調來的。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對重點建設都非常重視，堅持把最優秀的干部調到洛陽軸承廠。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干部們的覺悟也很高，所以聽說要被調到洛陽軸承廠，大家都是不說二話、不講價錢。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廠里就聚集了一大批來自四面八方的骨干。
籌建期間，廠里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都很差，連一件像樣的辦公室都沒有。辦公室最初是在洛陽老城租用的一些平房里，后來搬到工地上臨時搭建的房子里。當時提倡“先生產，后生活”，把生產擺在第一位，生活擺在第二位。雖然條件差，生活苦，但大家毫無怨言。當時，國內的軸承專家不多；廠里相當一部分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在管理上、技術上都是外行。因此，廠黨委明確提出：要學習我們不懂的東西，全廠上下要加強學習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基本上是白天抓工作，晚上則根據每個人職務、工種的不同，分別學習業務、管理知識和各種技術。
后來，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給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帶來了嚴重困難。洛陽軸承廠的擴建工程和生產技術發展，也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和挫折。當時，一些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卡我們。例如，一套重量為3公斤的精密光學坐標鏜床主軸軸承，一家外商企業的要價竟當于同等重量的黃金或6噸對蝦。我們硬是靠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不懂就學，才得以渡過了難關。
1979年6月，洛陽軸承廠經過認真醞釀，大膽制定了旨在增強企業活力、為國家多做貢獻的“增加生產，增加利潤，增加職工收入”的“三增加”方案。這是一個以超額利潤為基本點，把保險留給國家、把風險留給自己，只有多贏利、多積累資金才能進行技術改造和改善職工福利的方案，因而是一個積極進取的利潤方案，一個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職工得小頭的方案。
上報后，該方案得到了國家機械局、中共河南省委主要領導同志的重視。國家主席李先念也給予肯定和支持。該方案于1980年開始實施，當年實現的利潤比1979年增加43.48%，使得前兩年的目標一年就得以實現。1981年，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許多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但我廠仍然保持了較高的贏利水平。1980年至1982年，我廠向國家上繳利潤1.3億多元，相當于建廠一期工程投資的1.3倍，等于三年向國家上繳了一個洛陽軸承廠。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們越來越感NTN軸承到企業自主權的有限，遂不斷向上級呼吁。1981年3月，《人民日報》以廠長來信的名義，刊登了由我署名的文章（主要內容是要求企業有直接對內、對外的貿易權，使企業由單純的生產管理型轉變為生產經營管理型）。當時，這篇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洛陽軸承廠被確定為國家機械部第一批有對外貿易自主權的企業，可以直接通外商談判、簽約。
此后，我廠的產品銷往亞洲、非洲、美洲、歐洲、大洋洲的7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量占總產量的10%到15%。正是在此基礎上，洛陽軸承廠后來曾有過年出口創匯2000萬美元的本廠最高紀錄。
說起國內的軸承企業，業內人士第一聯想到的就是哈瓦洛三大廠。哈爾濱軸承集團、瓦軸集團和洛陽軸承集團，他們占到了中國軸承市場份額的15%。以下簡稱：哈軸、瓦軸、洛軸。（本文排名不分先后）
哈軸
哈爾濱軸承廠是在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初期，遵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由遼寧省復縣瓦房店軸承廠遷于哈爾濱，在香坊區早已停產的兩座面粉廠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黨FAG軸承的領導下，三十五年來，經過不斷的擴建、發展，不僅成為我國軸承工業的第二發源地，而且已是全國機械工業大型骨干企業之一。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都曾做出了積極貢獻，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國軸承發展史，寫下了光輝篇章。
瓦軸
瓦房店，瓦房店軸承廠的前身，是滿洲軸承制造株式會社。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年，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侵略中國的野心，實施“以戰養戰”的政策，在我國東北大INA軸承規模建立機械工廠。據有關資料統計，僅1938年日本在偽滿洲國新建了200多個機械工廠。日本東洋軸承制造株式會社就是在這個時期在偽滿洲國奉天省瓦房店取得了建造滿洲軸承制造株式會社的權利。1938年開始勘探設計和籌建，1940年1月投產。工廠名義上是私營企業，實質上是官辦和私人投資相結合的為侵略戰爭服務的軍用軸承配件工廠。主要產品供給“奉天造兵所”和“滿洲飛行機制造株式會社”。此外，還供給關東軍下屬的“九一八”、“七七”部隊所用的軸承。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升級，軸承生產不斷擴大該廠于1940年投產時，只能生產單列滾珠軸承。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工廠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剛投產時，工廠只有5個職場(即車間，下同)，到了1943年又相繼擴建了修NSK軸承理職場、鍛造職場、第一職場。到1945年初又擴建了小型車工職場。這時，全廠已建成9個職場，職工已達1900余人。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步步深入，軸承生產的規模也逐步擴大。
洛軸
周永豐的回憶：1955年10月，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把我從瓦房店軸承廠調到初建的洛陽軸承廠。還沒開始工作，組織上就安排我去長春學習了9個月的俄文。1956年6月，我奉派去蘇聯莫斯科國家第一軸承廠進行總機械師實習。1957年8月1日，我回到洛陽軸承廠，被任命為機械科科長。1960年1月，我升任副廠長，主管設備工具。此后，我于1965年任第一副廠長兼總工程師，1978年任廠長，直到1984年卸任。
洛陽軸承廠是我國“一五”期間興建的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唯一的軸承行業項目，籌備工作開展得比較早。1952年，軸承廠就在北京設立了籌備處，并陸續派人到北京、太原、石家莊、西安、鄭州、洛陽等地進行選址考察。考察結束后，籌備處向國家計委作了匯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又向黨中央、國務院作了匯報。聽了匯報后，毛主席明確指示：要把拖拉機廠、滾珠軸承廠等大廠安排在洛陽，將九朝古都復興起來。經反復論證，廠址最終被選定在符家屯的南邊。當時，那里還是一片莊稼地。
洛陽軸承廠的設計工作是委托蘇聯專家進行的，設計年產軸承226種、1000萬套。1957年，全廠試產軸承14種、13.62萬套。1958年，全廠生產軸承183種、585.72萬套，當年即實現利潤920.3萬元。
為了適應建廠的需要，廠里從蘇聯請來了40多名專家，還派出100多名干部去蘇聯學習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成產技術（其中有學一年的，也有學半年的）。廠里的技術工人都是從國內許多老企業統一調配來的，干部主要是從其他地方調來的。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對重點建設都非常重視，堅持把最優秀的干部調到洛陽軸承廠。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干部們的覺悟也很高，所以聽說要被調到洛陽軸承廠，大家都是不說二話、不講價錢。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廠里就聚集了一大批來自四面八方的骨干。
籌建期間，廠里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都很差，連一件像樣的辦公室都沒有。辦公室最初是在洛陽老城租用的一些平房里，后來搬到工地上臨時搭建的房子里。當時提倡“先生產，后生活”，把生產擺在第一位，生活擺在第二位。雖然條件差，生活苦，但大家毫無怨言。當時，國內的軸承專家不多；廠里相當一部分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在管理上、技術上都是外行。因此，廠黨委明確提出：要學習我們不懂的東西，全廠上下要加強學習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基本上是白天抓工作，晚上則根據每個人職務、工種的不同，分別學習業務、管理知識和各種技術。
后來，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給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帶來了嚴重困難。洛陽軸承廠的擴建工程和生產技術發展，也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和挫折。當時，一些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卡我們。例如，一套重量為3公斤的精密光學坐標鏜床主軸軸承，一家外商企業的要價竟當于同等重量的黃金或6噸對蝦。我們硬是靠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不懂就學，才得以渡過了難關。
1979年6月，洛陽軸承廠經過認真醞釀，大膽制定了旨在增強企業活力、為國家多做貢獻的“增加生產，增加利潤，增加職工收入”的“三增加”方案。這是一個以超額利潤為基本點，把保險留給國家、把風險留給自己，只有多贏利、多積累資金才能進行技術改造和改善職工福利的方案，因而是一個積極進取的利潤方案，一個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職工得小頭的方案。
上報后，該方案得到了國家機械局、中共河南省委主要領導同志的重視。國家主席李先念也給予肯定和支持。該方案于1980年開始實施，當年實現的利潤比1979年增加43.48%，使得前兩年的目標一年就得以實現。1981年，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許多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但我廠仍然保持了較高的贏利水平。1980年至1982年，我廠向國家上繳利潤1.3億多元，相當于建廠一期工程投資的1.3倍，等于三年向國家上繳了一個洛陽軸承廠。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們越來越感NTN軸承到企業自主權的有限，遂不斷向上級呼吁。1981年3月，《人民日報》以廠長來信的名義，刊登了由我署名的文章（主要內容是要求企業有直接對內、對外的貿易權，使企業由單純的生產管理型轉變為生產經營管理型）。當時，這篇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洛陽軸承廠被確定為國家機械部第一批有對外貿易自主權的企業，可以直接通外商談判、簽約。
此后，我廠的產品銷往亞洲、非洲、美洲、歐洲、大洋洲的7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量占總產量的10%到15%。正是在此基礎上，洛陽軸承廠后來曾有過年出口創匯2000萬美元的本廠最高紀錄。
